强村公司重生记
时值岁末，两场“年终盘点”在南浔接连发生。
一场是热烈的。昨天，浙江练城强村产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年终大会上，董事长施发明宣布今年营收破亿元，19个联建村分享总计600万元的“大红包”。
一场是静默的。12月26日，随着董事长周卫东办理完最后一道注销手续，湖州南浔直港巷强村广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这家由村集体独资设立的强村公司，正式退出市场。
一火一冰，勾勒出南浔强村公司真实的生存图景。
2015年，南浔在全省率先成立强村公司，44个欠发达村打破村界、抱团发展。此后，模式迅速复制，鼎盛时全区强村公司达30家，211个行政村实现“村村入股”，各村集体年均增收超30万元。南浔模式，一度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学习推广的样板。
十年探索，大浪淘沙。自2023年至今，南浔已有11家强村公司注销离场。与此同时，一组新鲜出炉的数据显示：全区强村公司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2.6亿元增长至今年的4.05亿元。
进退之间，一场深刻的质变正在发生：依赖政策温床的“旧蛹”日渐僵化，而在市场淬炼中艰难破壳、重塑基因的“新蝶”，开始展翅。
1 三重束缚
“广庭建设”注销当晚，周卫东在村委会公告栏前站了许久。那张印着清算结果的表格，宣告了一段历史的终结。
“就像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突然没了。”周卫东清楚记得，2019年公司成立时红绸子从招牌上揭下的那一幕。彼时，地处南浔经济开发区核心区块的直港巷村发展提速，仅政府发包的业务就应接不暇。
转折发生在2023年。建设放缓，业务锐减，而新建园区和住房又导致外来人员增加、管理成本飙升。“光物业保洁，年支出就超220万元，相关收入却只有185万元。”周卫东说。
这场困局，在南浔区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邱森彪看来早有伏笔。2021年至今年9月，邱森彪一直在南浔经济开发区负责农口工作，他道出了强村公司从蓬勃到困顿的发展轨迹。
“2019年，区里实行三年培育期，把绿化养护、河道保洁、小微企业园建设等17类公共财政投入的项目列为强村公司‘专属领域’。”邱森彪认为，政策的初衷是以政府项目保底，逐步推向市场。
三年培育期满，南浔区对强村公司实施A、B、C分类管理。2022年，首次评估结果令人意外：代表需要整合或撤销的C类企业占比近85%。次年，同在南浔经济开发区的湖州千禧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全区首家注销退出的强村公司。
“第一道束缚源于高度同质化的竞争。”面对“千禧”注销，邱森彪直言不讳，仅南浔经济开发区11家强村公司中，就有9家扎堆政府“投喂”的绿化、保洁业务，“地方就这么大，项目就这么多，怎么可能保证个个都‘吃饱’？”
与此同时，更深层的第二道束缚缠绕在强村公司集体所有制固有的“乡土治理逻辑”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规则”之间。
三年前，湖州南浔双林乡村振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曾尝试破局，收购具有建筑类资质的公司参与市场招投标。“参加几百次，只中标1次。”当年的负责人马云峰坦言，强村公司虽是企业，其运营却参照村集体“三资”管理进行，决策链条长、响应速度慢，在真刀真枪的市场竞争中“水土不服”。
第三道束缚则锁在“人”的身上。虽然“练城”今年营收破亿元，但施发明依然深感无奈：公司虽有上千名员工，高管层却只有他一人。他渴望聘请一位总经理，但懂市场的人才又难以跨过“集体信任”的门槛。在股东们看来，外来的经理人终究是“外人”，而重大决策需要在各村之间微妙平衡。
三重束缚，将强村公司困于茧中。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工作期间，邱森彪曾多次提出“扶持但不包办，优胜劣汰”，这一市场化决策曾引发争议。“有人说我泼冷水，不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邱森彪坚决主张打破“一刀切”。他认为，当政策的“专属领域”不再能遮蔽风雨，那些被束缚的企业，必须破茧重生。
2 求生之路
冲破束缚那一刻，求生之路便在阳光下延伸铺展。
“《雨夜迷宅》第37场一镜一次！”练市影视工厂二号园，导演的口令声在雕梁画栋的“皇宫大殿”中回响。这座拥有七大场景的专业片场，一年前还是闲置厂房。
在保洁保安、工程劳务等业务基础上，2023年起，施发明带领“练城”咬牙转型，借着南浔发展短剧产业的东风，闯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投资400万元，将6000平方米旧厂区改造为浙北最大的古装内景基地，并组建起600多人的群众演员库，提供“拎包开拍”式服务。
“业务不断拓展，分红自然水涨船高。”施发明说。这场“跨界实验”成果体现在数据上：公司分红从2023年的420万元增长至今年的600万元。它证明：乡村业态可以突破资源禀赋限制，通过对接文化消费等新兴市场需求，实现“无中生有”的换道超车。
在练市镇，一边是“练城”的横向破壁，另一边是“练美”的纵向深耕。
“2025年分红490万元！”湖州练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伟身后，是23个村抱团组建的530亩“柑橘王国”，他们不追风口，将一只“红美人”吃到极致。
从柑橘种植到冷链运输、从产品研发到品牌营销……一条全产业链已初现雏形，今年收获60万公斤柑橘，公司营收突破700万元。在俞伟看来，这条路径代表“优中做强”的产业逻辑：通过在垂直领域做深做透，将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商品与体验，从而牢牢握住市场话语权。
更深远的求生策略，在于构建“生态”。
2019年5月，善琏镇皇坟村村民王志新带领15个村共同组建南浔湖笔小镇新农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营收已到达8000万元，村均分红超30万元。“强村公司的价值，不仅在于做了多少业务、分了多少红，更在于为乡村带来多少可能。”王志新为强村公司构建起独特的三层发展架构：物业保洁是“基石”，维系公司生存；光伏投资是“引擎”，每年带来600万元的稳定收益；“湖笔+文旅”则是通向未来的“翅膀”。
如今在善琏镇，千年湖笔化身文创IP，老码头、旧仓库变身艺术空间，资产在流转中持续增值。夜幕降临，老码头边的咖啡店亮起点点灯光，王志新与“80后”接班人胡俊坐在岸边对谈，议题是明年“蚕花节”预算减半后的应对方案。
灯光摇曳中，王志新话语掷地有声：“真正的出路，是长出那条属于自己的、生生不息的生长弧线。”
3 向新而行
当灯火汇聚成星河，一场更深层次的系统蝶变，由此加速。
本月初，一则招聘启事，像一枚投入湖心的石子。它贴在已成立10年的南浔区中小企业科技孵化园公告栏上：“招聘园区运营总经理，要求懂产业链和品牌升级。”贴启事的人叫丁一良，代表刚注资的新股东——湖州南浔强村富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他面对的这家强村公司董事会成员很特殊，五位董事全部由村书记兼职。
“我们懂机器、懂人情，但不懂什么叫‘微笑曲线’。”董事张金泉坦言，曾带领44个欠发达村建起木业园区的他们，面对南浔区提出的“木业高质量发展”新课题，都感到了本领恐慌。
这不仅是一次招聘，在该集团资产管理部部长赵钢看来，这预示着乡村产业的进化，正从依赖“乡土能人”的个体突围，无可避免地进入倚重系统性造血的深水区。
国企成了“破冰者”。去年起，湖州南浔强村富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陆续拿出国际垂钓中心、“农业硅谷”等十余个项目，面向全区强村公司公开招标。“不仅要注入资本，更要探索‘国有公司+民营企业+强村公司+农户’的融合模式，盘活乡村沉睡资源。”赵钢说。
系统赋能，务实而精准。
该集团主导的“共富学院”，课堂就设在车间田头。当讲师拆解“品牌溢价”时，台下坐满了像施发明、胡俊这样的董事长。讨论的焦点，正从“政府能给什么”悄然转向“我们该创造什么”。词汇表在刷新——“投资回报率”“轻资产运营”等，开始替代“工程款”和“要政策”。
推动这些改变的，是政府角色的自我革新。
“政府的职责是挖好沟渠，引来源头活水，而不是替每一棵树苗浇水。”南浔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国平这样定义转变。今年7月，南浔区出台《进一步推进强村公司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规范人才聘用流程、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划定财务、借贷等监管“红线”；为强村公司配强律师、运营等服务力量……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郭红东长期观察强村公司演进，他指出：南浔的探索正触及一个深层命题——如何让“集体所有”的产权结构，具备现代市场主体的“开放韧性”。
“关键在于破除封闭性。”郭红东建议，南浔可探索“村集体+”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引入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及专业团队，通过清晰的股权架构实现内外部资源的高效整合。路径清晰且环环相扣：以“产业前置”培育市场根基、以“团队再造”引入专业人才、以“机构专设”强化资产监管，从而在坚守集体属性的同时提升市场效率，确保共富成果沉淀在乡村。
真正的蝶变在于长出全新骨骼。在郭红东看来，南浔强村公司的破茧重生，是一场对乡村发展基因的深度重构。其终极目标，是淬炼一种新的乡村经济形态——它既能深植于乡土公平的土壤，亦能舒展于市场活力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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